列寧死前看到的機關集權只是冰山一角。斯大林在列寧病變的那兩三年里，已做了非常扎實的布置，掌控了日常管理黨務的權力，把服從他、完全照他思路辦事的機關人員，安排在重要的崗位。隨著列寧的去世，這種人事安排加速了。
1923年到1929年，斯大林一步步擊敗列寧一代近衛(wèi)軍里對他有威脅的諸位，包括托洛斯基與許多他想象中的敵手。斯大林50歲時，權力斗爭就已經(jīng)完結了，他成了當仁不讓的接班人。
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，不是列寧實踐過的，更不是他所設想的自下而上式的，而是拜占庭式的。跟傳統(tǒng)西歐和北歐的那種開放性的強調選舉與法治的制度不一樣，拜占庭式強調宮廷政治，強調權術與謀略。俄羅斯幾百年受東正教的影響，源遠流長。列寧一代從西歐北歐帶回來的那點開放性的人事體制鮮活要素，漸漸被掩埋。
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會心理學家，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，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東西。他認為，要想別人聽話，最根本的是兩手，第一是讓人處于恐懼之中，第二是給人足夠的私利。他一輩子堅信，一靠恐懼，二靠收買，才能讓別人成為可靠的工具。
1922-1923年間，斯大林就開始建立臺面和臺下兩套系統(tǒng)。他讓“任命局”把所有第一二層次最重要的機關干部職務列一個現(xiàn)職名單，再列一個后備名單，萬一這些人不聽話了，成了“內奸、特務、叛徒、暗殺組織者”了，一旦被清洗，馬上有替代者。不僅在全聯(lián)盟的最高層次上，還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的最重要職務，他都親手掌握那個“官職表”（Nomenklatura）。到了1936-1937年，所有重要職務都配一到兩個替代者，官員們隨時可以被清洗。他使官員日夜意識到，你是可以被替代的，但何時被替代，誰也不知道。紅軍領袖之一的烏博列維奇，每次離家上班時都要準備一個日常用品包，因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還能回家。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懼一面。
另一面就是收買。列寧時代，所有高層不能拿高工資。黨政、企業(yè)等的高層，工資都不能超過最好的技術工人。列寧規(guī)定，最好的技術工人的工資，相當于中央委員的工資。領導干部的演講、稿酬等收入，超出部分通通要拿來交給黨的公用基金會，這就是所謂的partmaximum規(guī)定。列寧一代領導人的生活，雖然未必很苦，但確實清廉。
有個著名的故事，是講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宮的特別食堂。1918年，來中央做報告的糧食人民委員（即糧食部長），因為營養(yǎng)不良，開會中途暈過去了。列寧說，連他都不行了，我們怎么帶領人民打贏內戰(zhàn)、戰(zhàn)勝饑荒呢？那時高級領導層就幾十個人，列寧說首先得讓這些人吃飽肚子，于是就有了那個特別食堂。
而到了斯大林時代，就開始實行“大信封”制。除了工資，斯大林對他最依賴的人給予私底下的收入。這種制度細節(jié)只有他及其辦公室主任知道。赫魯曉夫上臺后，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認，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裝的錢，反正很多。斯大林通過信封給錢的，都是幫他做核心操作的人。這錢從不上賬不交稅。到1930年時，他已全面改變了20年代的工資規(guī)矩，所有高級領導人的工資，已經(jīng)漲到比最好的技術工人高30到40倍。別墅、度假、酒、高級食品、小轎車這些短缺物資更不包括在內。
這并不是說要堅持20年代那種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資制度。那很難，但提到這么高，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，變成了一種收買制度。工資外收入不算太離譜，很多大公司都有類似做法。但大公司對雇員的物質刺激，要根據(jù)人的素質、工作能力、貢獻來公平地衡量。大信封的做法則更像黑道老大在給好處，沒有公平標準，也沒有記錄。斯大林的“恐懼”做法是要使人不敢違背其意志，不敢有任何獨立的作為。這種恐懼是日常狀態(tài)，他對所有高官都監(jiān)聽，二把手以下全被監(jiān)控。
而他的“收買”做法是讓人干狠活、干違反黨紀國法的壞事。積重難返的負篩選人事制度，就是從這兩點延伸出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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