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后，康生對賀龍專案工作抓得更緊了，多次聽取案情匯報。
他說：“賀龍的問題簡而言之，就是‘二變’問題(即所謂歷史上‘投敵叛變’和現(xiàn)行的‘二月兵變’)。
而歷史上的叛變問題的關鍵是1927年8月，賀龍給蔣介石、汪精衛(wèi)、唐生智等人發(fā)過四封乞降電報，和1933年國民黨反動說客熊貢卿到紅3軍招降賀龍。這些問題是你們的主攻方向�！�
按照康生的旨意，專案組將上述兩個問題列為賀龍“叛變通敵”的核心，擬定詳細的審查方案，集中力量進行突破。
與賀龍有關的其他分案也圍繞這個“核心”運轉。
同誣蔑賀龍在1933年企圖“叛變投敵”一樣，所謂1927年8月賀龍向蔣介石等發(fā)過四封“乞降”電報，是紅衛(wèi)兵在翻閱舊報紙時，在北平《晨報》上看到的一條消息。
專案組認為，南昌起義發(fā)生在南方，既然北平的報紙有這條消息，南方幾省也可能有類似的消息或報道。
為了印證《晨報》這條消息，派出了幾個調查組，分赴江西、湖南、江蘇、安徽等，查閱敵偽時期的檔案、報刊等資料，但毫無所得。
為了查清四封“乞降”電的情況，專案組便想到了兩位知情人：一位是唐生智，他曾是賀龍的頂頭上司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他曾任全國人大代表、常委、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常委、國防委員會委員、湖南省副省長，當時是湖南省政協(xié)副主席。
另一位是陳浴新，唐生智的親信，被安插到賀龍的第二十軍任參謀長，對賀龍進行監(jiān)視。
南昌起義后，他帶了一部分人員叛變，逃回武漢并發(fā)布了通電。
所以，專案組認為，唐生智是賀龍的上級又是收報人，應該知道此事；陳浴新是軍參謀長，賀龍發(fā)電報應該同他商量，并讓他去承辦，他更應該了解內情。
于是，專案組決定派人分別去長沙和南昌，組織專門班子，就地辦唐生智和陳浴新的學習班，對這兩位七八十歲的老人輪翻批斗逼供，他們招了又推翻，翻來覆去，最后，實在受不住專案人員的折磨，只好瞎編。
陳浴新甚至“一字不漏”地將四十多年前的4封電報都全文寫了出來。
這實在太離譜了。
專案組的一位副組長也不得不承認“這電文有水分”，但他又說：既然“陳浴新承認發(fā)過這樣的電報，應該是真的�！�
然而，專案組人員心里總感到不踏實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編的，一捅就破。
所以，沒有敢引用陳浴新寫出的電報全文，只用了電文的大致內容。
關于1933年賀龍同熊貢卿洽談，企圖“投敵叛變”的事，雖然兩次派人外調，都空手而歸。
但專案組并不死心，1968年10月，他們查閱敵偽報刊時，在國民黨南昌行轅公署內部刊物《軍政旬刊》上發(fā)現(xiàn)一則消息，其中說到關于熊貢卿招降賀龍，“一切辦法，均已議妥�！�
這一則消息，正好同晏章炎的誣告材料對上了口徑，使得康生一伙欣喜若狂。
在一次專案會上，康生宣稱：“這些材料，使賀龍通敵板上釘釘了�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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